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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版“TF BOYS”:一起奋斗一起嗨

在晚明的江南文艺圈,相比于文震孟、文震亨这对“筷子兄弟”组合,董其昌、陈继儒、范允临组成的明代版“TF BOYS” 无疑更为传奇。

书斋密友

明万历七年(1579),一位风度翩翩的22岁青年走进了范允临(1558—1641)的生活。

青年名叫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这一年他与名门淑女卫氏喜结连理,同年又遭逢嫡母去世,可谓悲喜交集。同年,陈继儒就近找了一份家教工作,辅导的对象正是与他同龄的有志青年范允临。

范允临的伯父范惟一(左),父亲范惟丕(右)

作为范仲淹的血脉,范家自宋代以来就是苏州首屈一指的望族。范允临的直系祖先曾经住在天平、支硎两山之间,肩负着守护祖茔的使命。范允临的曾祖父范汝信后来从苏州移居松江华亭,范氏家族从此在华亭开枝散叶。到了范允临的父亲范惟丕、伯父范惟一这一辈,范家在松江当地已经是远近闻名的簪缨世家。

虽然家世显赫,但范允临幼年经历了失怙之痛,万历四年(1576)兄长范允谦又在京城溘然离世。从此,伯父范惟一成了他仅有的依靠。青年才俊陈继儒与范氏一门缘分匪浅,与范允谦早有交往。他为范允临指导和陪读,很可能是受范家长辈的委托。微信图片_20190701083506.jpg

陈继儒像

陈继儒学问渊博,为人洒脱,对科举应试有着独到心得。他的到来,让当时处于人生最低谷,渴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范允临得到不少安慰。与陈继儒一起读书的这段日子,为范允临后来通过考试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础。这两个孤独而活跃的年轻人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征战科场

万历十三年(1585)范允临中举,接下来最大的目标就是前往北京参加当时的国考——会试。范允临不会忘记,哥哥范允谦当年进京赶考,却不幸在北京病逝,此事令他始终难以释怀。眼看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开考的日子将近,范允临在松江的另一位朋友董其昌(1555—1636)找到了他,希望和他一起进京赶考。董其昌比范允临年长3岁,却比范允临晚三年中举。早年落魄时,董其昌也和陈继儒一样靠做家教贴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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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像

在北京等待开考的日子,董其昌和范允临同住一个房间,一起复习备考。“书法好不好,对考试结果影响很大。当年我就是因为字不好,被考官降低了名次,后来才开始苦练书法……”对于好朋友,董其昌很乐意分享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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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允临行书《募修云门寺疏》,董其昌、陈继儒在文后动笔点赞

董其昌对范允临的影响不仅在于科举,也在于艺术。范允临的书法风格与董其昌很相似,成就也难分伯仲。在苏州沧浪亭的五百名贤祠中,保存有范允临的石刻画像,画像上方的像赞写道:“职居提学,乃建武功;书入神品,伯仲思翁”这是对范允临各方面成就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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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的范允临石刻画像

思翁是后世对董其昌的尊称(董其昌号“思白”),后世的评论家喜欢将范允临与董其昌相提并论。“书入神品,伯仲思翁”是说范允临的书法超凡入圣,成就和董其昌不相上下。

这一年,董其昌的人生终于开挂,他金榜题名走上了仕途。范允临的名字没能与董其昌一同上榜,他考中进士是6年之后的事了。

名士风流

身处内忧外患的晚明,一腔抱负难免被雨打风吹去。岁月和经历,让曾经踌躇满志的青年考生变成了各种放飞自我的逸士。

尽管科举考试对陈继儒来说 So easy,但在29岁那年,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把头上戴的儒冠摘下来烧掉。这在当时是十足的离经叛道,意味着放弃秀才的身份从此退出科举。誓不为官的陈继儒靠做家教、出书,日子过得也挺滋润,他辅导的学员在科举考试中接连上榜,让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后来,朝廷重臣王锡爵聘请陈继儒辅导儿子王衡的功课,陈先生于是带着王公子在天平山以北的支硎山隐居读书,在山中住了一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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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明的江南文艺圈中,董其昌(穿红衣者)、陈继儒(戴蓝帽者)占据着绝对C位。

目睹了官场上愈演愈烈的党争,董其昌明白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是幼稚的梦想。他从考中进士到崇祯七年(1634)正式隐退,四十多年间真正在朝中为官只有短短十几年,其余时间都用于书画研究和创作,也因此成就了他在书画界一代宗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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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允临书《乐志论》扇面

范允临刚入仕途,就展现出过人的行政与军事才华,但随之而来的不是信任与重用,而是弹劾与打压。心灰意懒的范允临和官场说了声拜拜,与好朋友一道纵情山水。万历三十九年(1611)夏天,范允临和董其昌组团外出旅游。在游船里,范允临在扇面上书写了东汉仲长统的名篇《乐志论》,借以抒发归隐之思。《乐志论》中的朴素造园理论:“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引起了范允临的共鸣。四年后,他回到范氏家族的根脉天平山,建造了天平山庄。山庄背倚天平山,前临十景塘,山涧潺湲流经,松竹枫林环绕,其格局与《乐志论》中的描绘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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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秀美的天平山庄(俞建伟 摄)

山水园林是文人的最爱,董其昌、陈继儒皆是天平山庄的座上客,与范允临、徐媛伉俪一同流连诗词书画,遨游山水之间。在一次雅集时,陈继儒看到徐媛手里拿着一柄精致的白团扇,突然来了兴致,提出要效法书圣王羲之在团扇上题几个字。徐媛莞尔一笑,将扇子递了过去,陈继儒提起笔蘸上墨,在团扇上一挥而就。待陈继儒写好后将团扇举起示人,包括范允临、徐媛在内的满座高士皆冁然发笑。只见扇子上题着一首五言小诗:

 

一幅鹅湖绢,裁作白团扇。非以比妾容,聊以障郎面。(《陈眉公集》卷四《戏题范长白夫人团扇》)

 

诗以绢扇之白夸奖徐媛容貌之美,又说扇子可以用来遮挡郎君之面,拿范允临的长相开起了玩笑。当年,范允临和朋友之间的谐谑谈笑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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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允临行书条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范允临行书条幅,条幅上写的两首诗系陈继儒所作。根据意境推断,两首诗写的应是天平山庄和山庄后的小孤山梅林。

 

四面群峰集草堂,尚余竹木绕回廊。莫言处士无功业,种得秋花满地香。(《山居》)

种梅已过三百树,月下纷纷落香雪。英雄忍作负心人,料应难负梅花月。(《看梅》)

 

秋天的天平山庄是菊花的主场,香气袭人满园金黄;早春时节梅花盛放堪比香雪海。种菊、栽梅之人,正是那位风雅博学的隐士范允临。这两首诗应该颇受范允临喜欢,因而他会亲笔写成条幅。从这件作品没有赠予友人的上款推断,它应是范允临斋中之物,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范、陈二人的密切交往。

忧乐传承

纵然选择了置身事外甚至个性放纵,董其昌、陈继儒、范允临的内心深处依然不改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他们对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有着强烈认同,认为这是一剂救世良药。

董其昌不止一次提笔书写《岳阳楼记》。他对范仲淹其人其文的评价极高:“范希文岳阳(楼)记,宋人犹以为传奇。文如东坡醉白堂记,壹似韩白论耳。文章家之重体如此。若夫希文之先忧,则不愧其自许矣。”他认为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不是自我标榜,而是知行合一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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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行书《岳阳楼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辞官回到苏州的范允临捐资修缮了范文正公忠烈庙等天平山的范氏遗迹,还为范氏义庄捐出100亩田地。在书法作品中,他经常落款“吴下范允临”,认定自己是苏州人,自己的根就在天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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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正公忠烈庙(邵家声 摄)

陈继儒在弘扬范公精神方面贡献颇多。万历甲辰(1604),地方官员发起重修苏州范文正公祠堂,范允临也是此事的积极推动者。陈继儒应范仲淹第十七代孙、范氏义庄主奉范允观等范氏族人之请,执笔撰写了《重修苏州范文正公祠堂记》。陈继儒在文中提到,最为苏州人所纪念和称道的地方先贤有泰伯、言子、范仲淹三人。范仲淹兴府学、置义田的善举体现了泰伯的仁心;范仲淹重视儒学传承和士风砥砺,延请名师为士子传道授业的做法与言子一脉相承。更何况范仲淹出将入相,所到之处皆留下惠民善政,又岂止苏州一地的百姓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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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眉公集》卷九之《重修苏州范文正公祠堂记》

在陈继儒看来,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集中体现在他“未尝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将个人俸禄和财产用于建义庄、置义田、办义学等泽惠后世的善举。四年之后,当毛一鹭准备重新刊印《范文正公全集》时,陈继儒和范允临都参与了该书校对工作。毛一鹭在主持刊印该书时,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范忠宣集》也被附于书后。陈继儒为《范忠宣集》写了序言,认为这部书的流传对弘扬范氏家风意义非常重大。

三个寄情山水,追求个性释放的晚明名士对范仲淹怀着无限景仰,从中不难窥见范公精神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巨大影响。

 

图文: 俞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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